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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新香港人”:从夹缝中的“过客” 到不断融入

澎湃新闻记者 李闻莺 发自香港 【编者按】 香港回归20周年,“一国两制”在香港的实践已被证明是成功的。 澎湃新闻深入香港细部,触摸20年间香港各个领域的变化

  澎湃新闻记者 李闻莺 发自香港

  【编者按】

  香港回归20周年,“一国两制”在香港的实践已被证明是成功的。

  澎湃新闻深入香港细部,触摸20年间香港各个领域的变化,有的很大,有的很小。无论大小,均值得记录。

  澎湃新闻刊发的“香江廿年”系列报道,今天聚焦从内地出发融入香港的“新香港人”。

  

“新香港人”:从夹缝中的“过客” 到不断融入

  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社长朱国斌。 资料图

  737.49万人。

  2017年2月,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发布截至去年年底的人口统计数字。这个数字,比回归前的1996年多出93万人,和上世纪80年代初期相比,增幅超过40%。

  在过去二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,香港的人口增量少不了内地人的身影。他们或是中环讲着普通话的专业精英;或是来港读书、毕业后继续留港打拼的小白领;再或者,是持一张“单程证”(即“前往港澳通行证”),经过苦苦等待与家人团聚的妻儿老小。

  他们被称为“新香港人”。

  2013年10月,《人民日报(海外版)》刊发《香港发展需要“新香港人”》《“新香港人”是建设香港的重要力量》两篇报道。文章提到,香港700多万人口中,来自内地的新移民超过40%。他们是“新香港人”,他们奋斗在香港的各行各业,已成为香港建设的中流砥柱。

  来自中国内地的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社长朱国斌也把自己视为一名“新香港人”。回顾来时二十年,他感慨这是一个“不断撕扯”又“逐步融入”的过程,“见到香港人,要告诉对方怎么理解内地;见到内地人,又要想办法解释如何理解香港。”

  过客

  朱国斌抵达香港是在1995年6月。他西装革履走出机场,一团热气扑面而来。炎热、人多、乱中有序,这是对香港的初步印象。

  此前的上世纪80年代,朱国斌读于中国人民大学,之后赴法国留学。和许多海外留学生一样,在法国完成法学博士攻读,他面临一个抉择——回中国内地还是留法国?

  一位朋友提供了另一种可能:香港城市大学(以下简称“香港城大”)有职位开放,或许可以一试。

  那正是上世纪90年代初,香港进入回归前的过渡期。有人匆匆离开,有人慕名而来。一个叫做艾敬的内地歌手唱着“1997快些到吧,我就可以去香港”,让更多人对这里充满遐想和向往。

  朱国斌之前从未到过香港,对它的认知大多来自书籍和电视。他说当时本可以在法国留校任教,但对一个刚刚毕业、满心想做事的年轻人来说,法兰西的生活节奏着实有点慢。

  香港则不同。它早早就有了“亚洲四小龙”的头衔,被视为东西方连接的交点。它的活力、高效和国际化享誉全球。在朱国斌看来,这座城市,很适合作为事业发展的“增长点”。

  1990年,香港开始实施一项容许居于海外的内地专业人才来港工作的政策。通过该政策,朱国斌成为香港城大中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员,开启人生新阶段。

  回归前的香港,内地移民数量稳步增长。来自《人口研究》期刊(1997年9月出版) 的数据显示,随着香港政府将“单程证”配额增加,每年赴港定居的内地居民从上世纪80年代的2.7万人左右增加到1993年的3.3万人。1996年,这个数字上升到6.1万人。

  刚到香港时,朱国斌并没有做好长期生活的打算。他告诉澎湃新闻(),起初来这里觉得就是为了工作,好像一个过客,离开是迟早的事。因此,很长一段时间,他都没有去学习粤语。

  在香港,粤语是异乡人融入社会的一大前提。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2012年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,在受访的6岁-65岁人士中,约有85.9%的人认为自己使用粤语的能力非常好或良好,至于普通话和英语,自认为非常好或良好的人只有24.1%和24.2%。

  朱国斌出生在湖北,对粤语既陌生又抗拒,一度认为那是一种很奇怪的发音。在普通话接受度很低的当年,无论工作还是外出办事,他的首选语言是英语。

  这种念头一直到“97回归”才稍稍转变。1997年6月30日,香港下起了大雨,和大多数人一样,午夜时分,他在电视机前见证了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。

  “我们的国家能用和平方式收回主权,作为一个中国人,当然很激动、也很自豪。”朱国斌说,他是从事宪法研究的,很自然会想到,随着“一国两制”这个伟大构想进入到实践阶段,能在香港继续“基本法”研究,是非常可贵且有意义的事。

  最终让他下决心留下,是孩子的出生。朱国斌有3个孩子,老大出生于2000年。初为人父的他意识到,孩子一出生就是香港人。这意味着,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,他将在各个领域与这座城市发生联系。

  港校

  回归后的香港对内地保持着吸引力。据新华网报道,1997年7月至2002年年底,持“单程证”赴港定居的内地人士超过13万;到2015年11月,这个数字上升到87.9万。

  “单程证”主要适用于港人在内地的配偶、子女、父母等,并非内地人士赴港定居的唯一通道。对专业型或知识型人才来说,读书或就业是更直接有效的方式。

  2003年以来,香港特区政府陆续推出 “输入内地人才计划”“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”(该政策于2015年暂停)和“优秀人才入境计划”。截至2015年年底,超过11万人通过上述政策获批来港。

  也是在2003年,教育部正式批准香港大学、香港中文大学等8所公立大学面向内地招收自费本科生,招生范围为北京、上海、广东、江苏、浙江、福建6省市,招生人数为580人。

  此时的朱国斌已获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,并升任香港城大法律学院副教授。这位“新香港人”很快接到新的任务——作为学校对外联络合作处处长负责内地招生,为更多内地学子来港提供帮助。

  2005年,香港城大和香港中文大学进入内地高考统招系统,香港大学、香港科技大学、香港理工大学等其他港校则继续按照传统“自主招生”。

  这年春天,朱国斌回到内地,每到一所中学宣讲,台下坐着数百名学生家长,提前备好的资料总是被一抢而光。

  面对一项新鲜事物,人们的首要反应是好奇。据他回忆,当时被问到最多的,就是孩子在香港能否适应。还有一位家长提了个哭笑不得的问题,“我孩子不会做饭,不会洗衣服,大人能不能陪读?”

  “所以说,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来香港。”朱国斌认为,内地学生到香港念书,副产品之一就是培养孩子的独立性。此外,如果这个学生性格内向、语言能力较差、讲英语张不开口,也不太适合到香港读大学。

  在那个“港校热”不断升温的2005年夏天,内地招生格局正发生转变。